一、我国发布世界首个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
4月7日，教育部举行“中国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新闻发布会。此次发布的系列报告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会同厦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等机构的专家团队共同研制完成。其中总报告《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为世界上首次发布的高等教育质量“国家报告”，以社会需求适应度、培养目标达成度、办学条件支撑度、质量保障有效度、学生和用户满意度五大标准维度，力图全面回答、全方位展现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状况。
“体量”世界最大。报告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2015年在校生规模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2852所，位居世界第二；毛入学率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基本同步，并适度超前。2000年以来，为适应地方经济发展，我国主动调整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步调保持协调。新建院校助推中国高等教育大转型，体现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分类指导的思想。
“软实力”“硬件”均显著增强。报告显示，一些重点建设高校和科技创新成果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85%以上的科研成果集中在高校，在国家自然科学“三大奖项”中高校获奖数量占据三分之二以上，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013年与2003年相比，全国高校教育经费总收入增加了3.6倍，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增加了4.9倍，高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支出增加了1.7倍。从2010年到2014年，全国高校固定资产总值增加了42.15%，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增加了57%；十多年来，全国高校专任教师数增加两倍多，而且超过半数以上的专任教师具有研究生学位。
“客户评价”口碑较高。各类高校基础设施和教学、生活环境等整体提升幅度较大，在学生成长成才方面加大人员、资源投入和制度保障，学生的在校学习体验和生活环境满意度较高。相关调查显示，总体上看，全国高校的学生院校满意度分值为4.09（5分制）。而579所普通高校的抽样结果显示：学生对教师教学水平总体认可，高校学生评教的“优占比”达70%以上。高校普遍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表示认可，对院校提供的就业服务质量满意度较高。
“四不够、一不高”问题突出。报告显示，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主要表现为“四不够、一不高”：学科专业设置优化不够，科研水平和成果转化率不高，“短板”问题依然严重。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不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仍是“软肋”。高水平教师和创新团队不够，教学经费和实践资源不足，实现由量到质的新跨越仍是突出问题。质量意识和质量文化不够，绩效评价不力，不少高校“等靠要”思想还相当严重，对教师评价“重科研轻教学”。就业与所学专业相关性不高，不同类型院校学生对学习过程体验和就业状况满意度存在不平衡现象，“级差”现象明显。
（《光明日报》2016年4月8日）
二、教育部：高校要建立精准推送就业服务机制
教育部4月1日发出通知，要求各高校建立健全精准推送就业服务机制，高校辅导员、班主任、研究生导师要掌握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意愿，做好精准就业服务，不断满足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进一步提升就业指导服务水平。
通知明确要求，辅导员、班主任、研究生导师要第一手了解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意愿，详细记录毕业生求职地域、意愿、薪水等就业意向。高校和院系要准确掌握单位性质、工作地点、学历要求、招聘条件等招聘信息，建立毕业生求职意愿信息数据库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数据库。
教育部表示，各地各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就业网、手机短信、就业APP、微信等渠道，建立供需精准对接服务平台。将毕业生求职意愿信息数据库与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数据库进行比对，智能化匹配学历、专业、地域等关键信息，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精准推送符合要求的供需信息。
通知还强调了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要求各高校认真审核用人单位资质和招聘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严禁发布含有限定院校、性别、民族等歧视性招聘信息，严密防范招聘欺诈和“试用期陷阱”，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平稳有序。
（新华社2016年4月1日）
三、上海财经大学如何服务国家战略
大学如何更好地履行使命，担当时代赋予的重任，满足国家发展战略和需要，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对于财经特色鲜明的高校而言，要以出人才、出成果、出思想为核心职责，强化质量，提高水平，服务中国开放新阶段新发展。
1.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新平台
人才要形成国际竞争力，必然要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进入中国开放新阶段，上海财经大学探索开展了财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深化通识教育改革、开设国际暑期学校、落实海外实习基地等路径，大力推进国际化创新型人才培养。
对标国际一流人才培养标准。学校参照国际先进经验和现代大学经济学、商学创新人才培养规律，改革并建立新的经济学课程体系和商学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方面，积极引进国际标准的教材和教学项目，探索优势专业的全英语授课，进行硕博连读培养机制改革。重点使学生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与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深厚的专业知识，逻辑思维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
深化通识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人文素养、科学精神、专业知识和公民意识，必须大力推进通识教育。2013年，学校启动实施通识教育改革，将国际化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设计打造了包括语言与跨文化沟通等七大模块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计划通过5年持续建设，新增120门通识课程，同时更新现有100门课程，提高课程质量。还将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利用MOOC等国际课程形式，共享高质量的网络通识课程，充分利用同城和财经兄弟院校资源，有效弥补师资和课程的不足。
开设国际暑期学校。大规模派遣学生海外游学毕竟不现实，为了让学生在校内就可以体验国际知名教授的教学，学校从2014年暑期小学期开始尝试开设暑期国际课程。当年共有9个学院开设了37门课程，聘请了包括来自哈佛、剑桥、杜克、密歇根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的38位外籍教师，在校本科生选课人数超过1000人次，完成课程修读的学生共计846人次。学校暑期国际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大幅提升了学生国际化参与度，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学校鼓励本校教师参与暑期学校，学习国际知名大学教授的教学模式，并将一些先进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方法推广到学校日常教学中，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加快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结合中国崛起对国际组织人才的战略需求，基于学校的办学特色和传统、学科师资优势、国际交流合作基础，学校提出了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拥有出色外语能力，善于跨文化沟通与交流，掌握扎实的金融和商务专业知识，能胜任在国际组织从事金融与商务工作的高端财经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是本硕培养贯通、国际国内贯通、学习实习贯通，采用本硕贯通“1+2”模式，学制三年。
建设海外实习基地。为深化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全面打造学生国际化的生涯发展教育体系，推动生涯发展教育国际化，2015年学校开始着手搭建海外实习基地。其中，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糖酒集团澳大利亚海外实习基地项目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澳大利亚玛纳森食品集团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的海外实习基地，定期向上海财经大学在校学生开放短期实习岗位，由上海糖酒集团和上海财经大学共同组织部分在校生前往澳大利亚参加6个月的海外带薪实习。
2.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科研工作要更加注重运用国际范式研究中国问题，进一步加大“走出去”的力度，主动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对标国际一流。近年来，学校积极创新科研体制机制，强化中国问题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反响。
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在开放新阶段，中国问题日益成为世界问题，学校高度重视鼓励教师以国际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让世界了解中国；通过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参与公共服务，引领社会发展；最终在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和重要领域产生全球影响力。比如，学校经济学研究呈现“中国问题、国际范式”的特点，优势学科和研究方向的国际学术竞争力不断增强。理论经济学中博弈论与机制设计、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等领域在《美国经济评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高水平论文，获得国际同行高度评价；应用经济学在公司金融、财务会计、资产定价、私募及对冲基金等领域产出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统计学在复杂经济数据的建模与应用、高维数据降维处理、大数据挖掘与统计等领域得到国际同行认可。
确立未来在学术体系中的坐标。学校通过研究制定2020年科研发展规划，着力构筑支撑适应国际学术环境、符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科研创新体系，力争在国际学术坐标系中找到合适位置。学校坚持“高端引领、批量跟进、以用为本、注重绩效，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流得动”的战略，提升队伍国际竞争力。通过制度激励，高标准、严要求，牵引、鼓励广大教师追求学术卓越，大力抢占国际学术话语权。鼓励一部分优势学科以高水平学术论文，尤其是国际期刊论文在经济管理学科领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为突破，逐步产生国际学术影响力。根据规划，高水平学术论文，尤其是国际期刊论文在经济管理学科领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经济学与商学整体进入ESI前1%。在世界金融学顶尖期刊发文排名中，继续保持国内高校前茅，部分学科力争进入国际前50名。
3.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服务国家和社会是学校一直以来的传统。在开放新阶段，学校以国家使命、资政启民为目标，根据“对接需求、强化特色、完善布局、协调发展”的原则，发挥主动性、自觉性，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资源、推进内外协同、突出研究特色，建设有财经特色的智库平台。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学校结合办学传统和优势，把推进自贸区协同创新研究列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攻坚领域，积极回应国家战略需求，率先于2013年10月26日联合国内外相关机构和高校成立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以来，自贸区协同创新中心发挥了智库的“参谋”和“外脑”作用。参与完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总体方案升级版”；参与完成2013版、2014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高校智库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特区”，也是学校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以自贸区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为例，搭建了由需求方、提供方、第三方组成的供需对接、多元融合的创新协同平台。协同高校通过推送骨干成员进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挂职、在自贸试验区内部直接设置研究机构等方式，即时对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直接服务于自贸试验区建设和发展相关的政府部门，响应自贸试验区发展改革面临的重大需求。“需求导向、动态进出”的人事管理制度。改变现行的以“身份”为基础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探索实行围绕建设目标和任务，因岗聘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实行任务聘期制，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和任务，便自动退出，回到原单位的旋转门制度。试点、推进流动性相对强的人员聘任机制。建立“团队考核、用户评议”的考核评价机制。探索在绩效考核中试行以成果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团体考核，考核标准由决策咨询的需求方来决定。新成立的”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等智库机构平台核心领导人员的聘任上，都不设行政级别、不受年龄限制，由资深专家担任，实行校长直接聘任制，引入市场机制，薪酬相对灵活。
（《中国高等教育》2016年第5期）
四、上海交大推进院为实体的综合预算改革
上海交大深化完善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推进院为实体的综合预算改革，以协议授权形式向学院下放权力，使二级学院变成推动学校发展的动力源。
综合预算：买米的钱可以买油
在原有校为主体的管理格局下，二级学院可以自主使用的只是为数不多的行政运行经费，开展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的经费都是从学校职能部门划拨的专项经费。专款需要专用，如果学院急需一笔资金用于实验室建设，有可能申请不到这样的专项，就无法建设。“买米的钱不能买油，买菜的钱不能买肉”，极大制约了学院的办学主动性。
上海交大在综合改革中率先启动院为实体改革，将管理重心逐步下移，从2014年起实行学院综合预算。试点学院提出包括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国际化办学等各方面在内的年度预算，提交学校审核，批准同意后，学校将经费打包给学院，学院可在预算框架内自主支配。放开了办班收入、社会捐赠等自筹经费，在人员经费、运行经费分配比例上，学院拥有更大的自主使用权，用于一个方面的经费有结余，可以转用于另一个方面。学院有了财权，就像当家做了主人，仔细斟酌多少钱去买油、多少钱去买米，由此让有限的经费产出最大的办学效益。
协议授权：建立清晰权责清单
学院自主办学离不开财权、人权、事权等各方面的支撑。上海交大通过综合预算实现资金经费的一揽子划拨，又建立了人事管理、人才培养、资产管理、科研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权责清单，以协议授权形式将权力下放给学院。协议同时构成考核的依据，既激发学院活力，又规范学院行为。
以往招聘高层次人才，学院只有推荐权，审核材料、国际函评、面试答辩等环节都由学校组织，结果由学校决定。通过试点长聘评聘工作，学院在人才申报标准、评聘程序、岗位设置、薪酬结构、考核评价等方面都有了发言权，可以组织专家审核材料、进行面试，最后才由学校进行终评。
一大批原本学校掌握的人事管理权力已经下放到学院：在编制及岗位数内的人员聘用，聘期考核与合同续签，副高及以下职称晋升评聘，本院系人员经费的管理和使用，院系退休人员返聘……
学院在享受权力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合理控制编制数和岗位数的使用节奏，聘用到真正符合学校和学院发展要求的人才；对考核程序的规范性、考核结论的有效性负责，对合同聘期、岗位协议内容等负责，尽可能避免人事争议的发生，等等。学校按照授权协议对执行情况进行抽查或定期核查，如发生严重问题，不仅收回相关权力，还可能对院系负责人展开问责。
协议授权的权责清单既详细又清晰。在人才培养方面，包括研究生复试、研究生学籍管理、本科实验教学与教学实习、毕业设计实施的过程管理等；在资产管理方面，已下放的权力包括公用房屋用途二次调配、50万元以内的大型仪器论证等；科研管理方面，包括科研项目支付评审费审批、绩效提取审批、临时聘用人员、负责人短期出国审核等。
（《中国教育报》2016年4月6日）
五、西南财经大学“三大工程”促辅导员专业化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坚持“精育、名师、优晋”的工作思路，促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发展。
实施“精育”工程。制定《辅导员培训规划》，形成以职业素养培育为基础，基础理论培训和专业化培训为支撑的特色培训体系。开展基础理论培训，确保辅导员具备扎实的学科理论储备和基本职业技能；系统推进专业化培训，按照《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划分9个专项研究方向，由学生工作部统筹，相应职能部门、学院制定培训课程，组织师资，确保辅导员取得相应的职业认证资格并在科研方面取得成果。加强国内外培训基地建设，着力提升辅导员国际化视野，每年选拔7位辅导员参与国外培训项目，有序开展国家、省级、校级三级辅导员培训。
实施“名师”工程。鼓励辅导员担任教学工作，以教学促进辅导员工作。加强课程建设机制保障，建立主要由辅导员参与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指导、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教研室和教学组，制定相应课程管理办法，确保课程建设有序开展。制定《形式与教育课实施方案》，明确辅导员承担全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教学，学校多部门为辅导员授课提供支持。拓展素质教育主渠道，依托学校全国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辅导员可结合自身专业，在8大类近200门文化素质课程中进行自主申报。
实施“优晋”工程。建立辅导员职业生涯测评系统、职业生涯规划发展档案，实施辅导员岗位分流机制，对辅导员的长远发展统筹规划。创新业务导师制度，学校从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层领导干部中选聘辅导员业务导师，以双向选择方式为辅导员确定专业发展导师。
（中国教育新闻网2016年04月13日）
六、江苏大学三年“精耕细作”助青年教师站稳讲台
第一次独自站上讲台，江苏大学药学院青年教师孙竞明显感觉底气不足，怎样把握好教学节奏、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受大学生欢迎，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他。
对于毫无教学经历的“孙竞”们来说，该如何提升教学能力？日前，江苏大学推行了全新的“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将青年教师从事助理教学的时间从1年延长到3年，通过3年的“精耕细作”帮助青年教师跨过站上讲台到站稳讲台的“一步之遥”。
“教学能力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完全可以实现持续地进步。”江苏大学教务部门负责人表示，青年教师科研压力大，在教学方面部分青年教师一站上讲台就处于“自由生长”状态，仅仅满足于教学工作量的完成，对教学能力的提升缺乏主动性，“助理教学工作可以帮助青年教师把好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稳固下来，并持续提升他们的教学能力”。
据了解，江苏大学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实施过程总共3年，第一年为助教培养期，后两年为主讲培训期。在助教培养期内，青年教师不得独立承担课堂教学任务，他们只能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听课、辅导、备课、实验、认识实习、生产实习等辅助性教学任务，听课不少于120个学时，同时还要参加10次以上的校级教研活动。在主讲培训期内，青年教师承担课堂教学的主讲任务受到限制，主讲课程学生人数不超过60人，每周授课不超过6个学时。青年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教学竞赛及各类教学能力提升活动。
近年来，江苏大学组建了梦溪师培园、三江师说苑、三山师评台、名企工作站等四大教师教学发展平台，为中青年教师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教学指导、服务和支持，以进一步促进教师教学发展，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和水平。除青年教师外，45周岁以下的教师也须每年参加一定培训学时的教学能力提升活动。“教学能力提升的过程就是教师再学习的过程，在这里，教师学习将成为一种新常态。”江苏大学副校长梅强说。
（《中国教育报》2016年4月22日）
七、中外大学校长谈高校教师如何兼顾教学与科研
高校如何评价和考核老师，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成为高校和社会关注的话题。在日前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2016世界一流大学校长论坛”上，看看十位国内外大学校长如何说。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教师教学是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所以需要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体的，原来老师关注科研项目主要是因为薪酬，而交通大学2010年进行了薪酬体系改革和工资结构改革，70-80%是教学所得，这样也有利于教师对人才培养的重视。教师做科研的目的一方面是产生科研成果，另一方面通过科研积累更多先进的知识来培养学生，教学和科研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学校办好了本科教育，同时可以培养优秀的教师队伍，二者相互兼容。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教授要做研究更要培养人才，两者要有机统一。学校为了避免二者冲突，进行分类发展，多元评价的机制，按教师的实际情况来分配工作，年轻的老师注重研究，而老的资深教师注重教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长PradeepKhosla：学校只会聘请能兼顾教学与科研的教师。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学任务很低，因此对科研有更高的期待。不能做到两者兼顾的大学是因为教学任务较重，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关于教师能力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
海德堡大学副校长Dieter W. Heermann：教学与科研兼顾，这是学校管理的问题。教师需要成为一个一流的老师、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管理者，但只能拿到一份薪水。这个要求很高，我们正在努力。
格罗宁根大学校长SibrandesPoppema：仅仅是来自课本的教学无法成为精华。教师必须既教学又科研。我认为教师不应该教太多课程，通过科研教师可以得到成果并用于教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祝全：一个能做好科研的老师能更好地向学生传递一种学习型环境。我们学校也会为那些经验不足的年轻老师提供课程，让他们能教得更好。学校制定了教学评估追踪系统，可以时刻了解教师中谁是真正善于教学的。
巴黎高科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学校副校长Elisabeth Crepon：事实上平衡教学与科研并不容易。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是在学校的规则和教师的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麦克马斯特大学协理副校长彼得马舍博士：我们在招聘年轻教授时会既考核教学，又考核科研。我们也会招聘本科生到我们的研究实验室来，给他们参与科研的机会，这样等他们成为博士生的时候就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了。
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校长Laura Poole-Warren：一所大学可以成为兼顾教学和科研的大学，老师也可以成为兼顾二者的老师。一所大学应该三条道路并行，既重视教学，也重视科研，还要重视和工业、产业之间的联系。国家可以推进这些道路的发展，给予财政激励等等。
（人民网2016年4月14日）
八、建设一流大学，听听雷丁斯的声音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欧美一些国家先后提出过“一流大学”建设的口号。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文化学家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对欧美“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清楚，曾撰写《废墟中的大学》一书进行批判。他的质疑和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流大学”中的“一流”。雷丁斯批评欧美一流大学中的“一流”与理念无关，与民族文化无关，只是一个大学理念的幻影，没有具体所指，“一流”到底指涉什么，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第二，“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欧美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最终标准是各个数字比例的结合，比如学生占20%，班级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占12%，声望占20%。雷丁斯认为，把“一流”作为一个等级指标，会使大学特色在追求通用等级指标的过程中丧失殆尽。
第三，“一流”是绩效指标。雷丁斯批评大学的社会责任“完全是提供有偿服务”，即社会根据大学的贡献提供有偿拨款，而当绩效指标成为大学管理的指挥棒时，实际上大学已经企业化了，大学看重的不再是大学自身的历史和传统，同时也丧失了国家民族文化精神。
那么，我国如何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从欧美一流大学建设的教训看，主要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一流”应该是特指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的“一流”是在一定范围的高等教育对比评估过程中产生的。这就需要对“一流”的内涵进行专门研究，尽可能梳理出具体的内容来。比如“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的“一流”所包含的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各自的具体内容到底有哪些？对“世界一流”和“中国一流”，以及“区域一流”中的“一流”怎么解读？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并且要有尽可能明确的回答。同时，“一流”不能泛化，必须特指，就是指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中的“一流”，不要随便套用在其他方面。
第二，“一流”应该是特色的。要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离不开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法进行比较，没有比较也就无所谓“一流”。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有多种，有英国的、美国的等，对我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周光礼教授追问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是什么，很值得我们深思。人们说：“麻省理工学院是造就工程师的殿堂”“哈佛大学是培养政治家的摇篮”等，就是对这些世界著名大学办学特色的肯定。因此，在明确“一流”内涵，制定“一流”标准和绩效考核方案时，要尽可能考虑大学特色指标的设定，引导大学特色发展。
第三，“一流”应该是文化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创建要追求卓越。这个卓越不仅仅是学术、科研人员的追求，也包括管理上的，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追求的卓越。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创建确实要有大量资金的投入，需要有一流的大师，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一流的大学文化建设。世界上著名的大学都是依靠文化的不断积淀和独特的大学精神及管理理念才逐步赢得世界声誉的。剑桥大学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大学文化气质闻名于世，柏林大学崇尚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基础。当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然牵涉到绩效考核。没有绩效考核难以分出“一流”，但如果完全依靠绩效考核，又会失去文化。大学是文化的大学，因此，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大学的文化责任和使命。
（《光明日报》2016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