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5全球进步最快年轻高校排名公布

3月27日，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全球进步最快的七所大学，并揭晓这些院校入选排行榜的三大原因。在该榜单中，1991年建立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位列榜首，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年轻大学；第二至第六名分别为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英国华威大学、韩国先进科技学院、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瑞士洛桑联邦高等理工学院，1991年建立的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七。

《泰晤士高等教育》衡量年轻大学进步情况主要看三个标准：一是大学论文被引用程度，即大学所发表的研究论文被用作研究报告中的次数，这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的研究成果对世界其他领域带来的广泛影响。二是来自企业的收入，即有多少企业与大学进行了合作并为学校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基础。同时，大学的研究成果能否运用于现实世界也是衡量大学进步与否的新标准。三是国际视野，判断一个大学进步的另一标准便是该院校是否具备敏锐的国际视野，能否吸引到更多的国际学生及教授前来留学和任教。

《泰晤士高等教育》主编表示：“衡量一个大学先进与否的标准绝不是校龄的长短，而取决于大学能否敢于创新。”

二、郭树清：民办高校要坚持以学生培育为中心

3月17日，郭树清省长在调研民办高校发展时强调，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多方面加大对民办高校的支持指导力度，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并强调民办高校要坚持以学生培育为中心，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郭树清在考察山东英才学院后，主持召开了民办高校改革发展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山东民办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指出要实现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实现创新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要靠教育。完成全省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必须要强化教育支撑。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公益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动员社会力量办学，促进民办高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郭树清强调，民办高校要坚持以学生培育为中心，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使培养出的学生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知识、有才干，更重品行、讲诚信。要坚持应用型大学发展方向，从社会需求出发，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加强校企合作，增强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要鼓励学生创业创新，提高专业专注水平。同时还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不断提高艺术鉴赏水平。要强化内部管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树立良好办学形象。

三、杜玉波：把握新常态下的高教发展

3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把握新常态下的高教发展》，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提出了高校在新常态下的发展思路。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常态有几个最重要的特征：

一是从发展环境看，随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正由高校为主导的供给驱动变为行业企业为主导的需求驱动。这就要求高校必须树立起市场竞争的意识和优胜劣汰的危机感，主动对接行业产业需求，在优化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职业引导上主动作为、有所作为。

二是从发展定位看，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全社会对先进科技和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增加，高等教育正在走向社会的中心，角色定位从过去的支持服务逐步转向服务和引领同步。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合理定位，与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贴紧靠实，通过拓展服务能力和提升贡献力实现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

三是从发展方式看，随着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这就要求高校把发展重点从过去的拼规模、拼数量转向在稳定规模的基础上拼质量、拼内涵，提高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实现由“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战略转变。

四是从发展动力看，随着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涉及复杂的内部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这就要求高校不能再依靠零敲碎打、缝缝补补过日子，必须下决心通过深化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理顺内部关系、释放发展活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常态下的新特征、新趋势，高等学校要做到四个“更加注重”：

一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而不是一味扩规模、上专业、改校名、提规格。只有把质量提升作为核心任务、作为生命线，以质量求生存、以贡献求支持，才能进入自主发展、内涵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要更加注重特色发展，而不是一味盲目攀高或求全求大。只有立足实际、找准服务面向、不断强化办学特色，才能真正找寻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要更加注重创新发展，而不是拘囿于原有利益格局和固定模式套路。只有敢于和善于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打破束缚、释放活力，充分发挥各类办学要素的最大效益。

四要更加注重需求导向，而不是蒙着头、关着门、脱离社会需求办学。只有坚持与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要同向同行，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支持，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

四、高校智库建设面临三大瓶颈

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把高校智库作为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但高校智库建设仍明显滞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高校建设新型智库面临三大瓶颈：

一是如何处理学术与咨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刘元春认为，在考评体系上要作出一些转变，要从传统的学术导向型、育人为本型，逐步向咨政启民型转变，要从精神上、物质上鼓励高校教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向国家建言献策，将自己的学术成果转换成国家所需要的战略决策和公共服务，转换成社会民众所需要的正能量。

二是专业化的研究与时代所需要的大改革、大转型的多维度政策咨询，它们的冲突怎么解决。刘元春认为，要启动以战略和公共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跨学院的研究，强调问题导向、协同创新、协同研究。

三是大学里的研究很多是书斋型研究，虽然也有应用型研究，但能否为国家决策者采纳、能否适应社会民众的需求？刘元春认为，在智库建设过程中，要致力于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要构建专业的智库转化团队，将专业化研究成果转化成决策者、公众易懂的智库成果；二是要形成智库成果“往上达”和“往社会上去”的便捷通道。

五、清华大学向社会开放创业课程优质资源

3月24日，清华大学宣布将最优质创业课程资源向社会开放，在“学堂在线”平台的“中国创业学院”频道上推出系列清华大学创业在线课程，只要注册成为“学堂在线”用户，就可以享用这些课程资源。

清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主任聂风华透露，清华大学计划在一年时间内，在“中国创业学院”频道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出20多门优质创业在线课程。其中既包括《设计思维》、《社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业》等思维与技能类课程，也包括机械工程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等提供的多种产业领域技术与创业创新融合的学习课程，更有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知名院校引进的《创业101：你的客户是谁》等课程。

“中国创业学院”频道还将探索“O2O”模式，实现线上与线下学习、互动的融合，虚拟与实体孵化器的结合。这意味着，学习者不仅能享用优质创业课程资源，还将有望体验清华大学“搭建”的真实的“创业”平台。

六、钱颖一：经济学家致力于教育改革

2014年12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做了题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均值”与“方差”》的演讲，被媒体广为报道。钱颖一认为，多年来中国教育被短期功利主义所主导，弊端丛生，“现在到了矫正短期功利主义的时候了。”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任务，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

担任院长八年多来，钱颖一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和博士生，也没有申请过一个研究课题，而是集中精力，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推进教育改革。2014年9月，在教育部每四年一评的国家级教学成果评奖中，钱颖一领衔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成果《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获得一等奖，这也是清华经管学院建院30年来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钱颖一说，“但是我一直坚信，经济学家在推动教育改革上可以发挥很大作用。”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有两个优势：第一，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对于理解教育问题非常有帮助。经济学会把复杂问题简化，然后在约束条件下寻找到共赢的改革路径，这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第二，中国经济学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

钱颖一认为，教育关系到两个维度：“人”与“才”。我们可以用统计学的两个度量概念“均值”和“方差”来分别分析这两个维度中的问题，概括为四大特点。

中国教育在育“才”的维度，即培养知识和技能上的特点，是“高均值、低方差”，这是两大特点。均值就是平均水平。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国学生“均值”较高。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流水线式的重复性工作，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的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是完全失败的话，这是没有可能的。

但另一方面，中国学生在知识和技能上的“方差”太小。在统计学上，方差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程度。“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但是我们后天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磨灭了，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我们培养出的人才“方差”小，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压缩小的。

在育“人”维度上，即在培育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中国教育问题的特点正好是反过来，是“低均值、高方差”，这是另两大特点。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高“方差”，则是指太低素养、太低人格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还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教育除了具有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也非常重要，而人的素养的低“均值”、高“方差”，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钱颖一用“均值”和“方差”两个度量来分析中国教育中“人”与“才”的两个维度，构成了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分析框架：在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在人的素养和价值方面是“低均值、高方差”。两个维度，两个度量，四大特点，非常对称，几乎囊括了所有突出的教育问题，因此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人们通常都会说教育的目标是“人才培养”，而我们讲“人才”，又通常容易忽视“人”而只重“才”。所以，几乎所有的教育改革重点都放在怎样培养“才”的方面。我们设立的本科教育改革目标有两个：首先，“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其次，“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途径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性结合”。

其实，这正是对前述中国教育问题的四大特点的对症下药。第一条，就是在育“人”的维度上，要“提高均值，减少方差”，方法是关注每一个学生，实行通识教育，恪守底线。守住底线，方差就小了。第二条，就是在育“才”的维度上，要“保持均值，扩大方差”，方法是创造环境，促进个性发展。鼓励差异，方差就可以扩大。

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学生眼前的就业，而是为了学生一生的获益；通识教育既不是为专业教育打基础，也不是为专业教育做补充；通识教育本身是培养学生成为真正的“人”这个目的服务的。通识教育在目前中国尤其重要。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巨大的扭曲，高考选拔制度下的应试教育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而且形成了“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的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应试学习方式，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特别是不敢于、也不善于提出问题。

为此，清华经管学院特别开设了一门课程“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我非常高兴的是，“对这个问题你CTMR了吗？”已经成了清华经管学院同学的口头禅。CTMR就是“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英语名称 (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的缩写。

通识教育课程往往是“开阔眼界”、容易得学分的公共选修课。清华经管学院的“通识教育”不是选修课，是必修课。每一个学生必须在每一个课组中选一门，其中有不少课是专为经管学院开设的。清华经管学院还有天马行空的“任选课”，占了总学分要求140学分中的20学分。只要是清华大学开设的课程，不分院系、不分年级，甚至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课，都可以选，都承认学分。学生在层次、内容乃至老师上都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

在“才”的维度上“保持均值”，就是要保持清华经管学院过去的强项。在课程设计上，清华经管学院保留了四门数学必修课，这比哈佛、斯坦福等美国名校对本科经济学专业的数学要求要多得多。在“才”的维度上“扩大方差”，就是让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中国之所以缺乏杰出人才，与缺乏学生个性发展有关。因此，如何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就直接影响到如何为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环境。

个性发展的有效方式主要是依赖于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也就是要给学生们，特别是给突出的学生们，以更多的可支配时间、更宽容的环境，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去成长。为此，清华经管学院在一、二年级实行“通识教育”的基础上，为大学三、四年级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设立了学术、创业和领导力三个方向的“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教育的改革效果只能在一、二十年后，甚至更长时间后才能看清楚，这跟搞经济改革可不一样。在教育改革上要力戒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钱颖一对教育改革结果的期望是，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走出去的学生都是现代文明人，其中有一些成为能为中国、为人类做大事且是有益事的人。

（节选自2015年2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